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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届党代会简介(第一次-第九次)

作者:         发布日期:2009-07-14     浏览次数: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在法国的共产主义小组还没有和国内取得联系,所以没有派代表出席)。推举的代表共12人:湖南小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小组董必武、陈潭秋,上海小组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刘仁静、张国焘,济南小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陈公博,日本东京小组周佛海。参加大会的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会议。会议在召开过程中曾遭到帝国主义密探的干扰,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讨论了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等问题,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中共二大会址之一: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
  (今成都北路7弄30号,当时为李达寓所)

  1922年7 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根据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和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为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在上海南成路辅德里 625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高君宇、王尽美、邓中夏、施存统、李震赢、杨明斋、陈望道、项英等等12人。代表党员195 人。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部分代表,回国后参加了大会,并向大会作了报告。陈独秀主持了会议并代表中央局报告了一年来党的工作,介绍了党组织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张国焘报告了远东人民会议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报告了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大会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讨论了党的任务,通过了《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及关于《议会行动议决案》、 《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当选为中央委员,邓中夏、向警予当选为候补委员。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会后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二大,正确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大会的不足之处是,对于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对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问题,认识尚不清楚。对于工农联盟的问题,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以及建立工农政权等问题,也都还 没有认识。中共二大之后,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斗争的新征途。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东山恤

  孤院路后街31号(今恤孤院路3号)召开三大。

  1923年 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陈潭秋、向警予、张国焘等30余人(其中有表决权的19人),代表党员420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在大会开幕前举行了两天预备会,议决分工起草党纲、党章和各项决议案。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张太雷、向警予以及马林等参加了会议文件的起草和会议的组织工作。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根据同年1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的"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互相配合行动是必要的",但"党必须 保持自己本身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机构","无论如何不应当与它合并,不应当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已的旗帜"等精神,讨论是否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产业工人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主持了大会,并代表上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大会在讨论中,多数代表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不愿积极同国民党合作的错误意见,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大会最后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经过充分讨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以及《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劳动运动议决案》、《农民问题决议案》、《青年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等7 个决议。上述文件,内容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在党的建设方面有许多重要内容。最后,大会选举出由9 名正式委员、5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王荷波、朱少连、谭平山、项英、罗章龙;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邓中夏、徐梅坤、邓培、李汉俊、张连光。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后因谭平山调任驻粤代表,9月补入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罗章龙为会计。其余4 名中委分派: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湖北、朱少连驻湖南。中央局下设组织、宣传、妇女等部门,毛泽东负责组织,蔡和森、罗章龙、瞿秋白负责宣传,向警予负责妇女工作。中共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思想,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正确地确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促进了国共合作的形成。但是,大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军队问题还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此后,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但是,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也潜伏着令人不安的暗流。1924年6月,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绝对不宜党中有党”。8月,张继等又抛出所谓《护党宣言》,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中共中央于7月1日发出党内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反动言行。此刻,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在这场日益高涨的大革命浪潮中,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去组织中国工人、农民以及青年,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群众?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王荷波、项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大会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议决案,并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5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组成中央局。

  党的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加”。“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所以,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强调了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表明,此时党已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

  党的四大作出的各项正确决策,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此后,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即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党的五大就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体党员期望这次大会能正确判断当前局势,回答大家最为关注的如何从危急中挽救革命的问题。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2人,代表着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

  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代表们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前,瞿秋白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会上他把该书发给大家,并作了系统发言。针对陈独秀报告关于统一战线上的错误,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由于国内当时正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加上1928年春夏间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相继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

  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党的六大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六大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认识不足,但这仍然不能掩盖党的六大本身主要方面和路线的正确性。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在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才20岁左右。

  4月23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七大开幕式的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鲜艳的党旗挂在两边。会场后面的墙上,挂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两侧墙上张贴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等标语,靠墙边插着24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24年奋斗的历程。插红旗的“V”字形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在主席台的正上方,悬挂着一条引人注目的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他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并就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长篇口头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对重要报告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尤其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9次之多。七大原定会期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大会发言人数也突破了原定人数,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陈云、彭德怀、张闻天、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博古、高岗等,他们的发言受到大会的普遍欢迎。大会经过深入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七大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是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条政治路线阐明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阐明了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就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阐明了加强党的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

  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为加强党的领导,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区别于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其中,中央委员44人,中央候补委员33人。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1945年6月11日,大会举行隆重的闭幕式。毛泽东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他在闭幕词中向全党发出了鼓舞人心的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的这篇闭幕词,会后经整理修改后,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

  党的七大另一个重大历史性贡献是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深入论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概括,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

  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指示:要宣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学说和主张”。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全党同志所接受。在此前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同志纷纷发表文章或演说,论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努力奋斗,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026人, 候补代表107人, 代表全国1073万名党员。5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列席大会。

  党的七大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56年上半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此在中国建立起来。与此同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许多重要指标已有确实把握提前完成。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正式召开之前,党曾在多方面为大会的顺利召开做了准备。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原则,从思想上、理论上为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同年8月30日至9月12日,在北京举行了八大预备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指出八大召开的目的和宗旨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号召全党要继承优良传统,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

  在大会上,毛泽东致了《开幕词》,刘少奇作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会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

  大会完全肯定了党中央从“七大”以来的路线是正确的,同时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大会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此,大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大会在总结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实质的提法,在理论上有不完全准确的地方,因为这个提法没有全面地指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同时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但是上述提法的着眼点,在于把中国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这一基本国情突出出来,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这个着眼点,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 和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至1962年)的建议》。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97人,候补中央委员73人。同时,根据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八大决定中央委员会增设副主席和常委,中央书记处增设总书记和候补书记,并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机构,设书记、副书记。

  八大制定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的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当然,由于实践的时间还很短,理论上和思想上还不可能很成熟,许多新的观念和方针还不可能牢固地确立并取得深刻的共识。许多新的设想还没有付诸实施,或者没有充分付诸实施,很快又发生反复。但是,八大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毕竟取得了初步成果,历史证明这些成果对于党的事业的发展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1日─24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代表全国2200万党员。由于当时各地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无法正常进行代表的选举,多数代表由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组织的头头协商决定或上级指定,以致很多品质恶劣的帮派骨干、打砸抢分子,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成了九大代表。有的人是在确定为九大代表之后,才赶办入党手续,或在赴京列车上突击入党的。相当多的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处在被审查或监禁中,未能作为代表出席九大。

  党的八大到九大的十三年间, 党内“左”倾思想不断滋长, 阶级斗争扩大化日益严重。毛泽东的个人专断逐步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一伙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党的九大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召开的。当时,全国党的各级组织全部处于瘫痪状态,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相当多的八届中央委员仍处于被审查、被监禁的状况。尽管按照八大党章已经大大超过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定,但从当时党内、国内各方面条件来看,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是极其不成熟的。1967年秋,毛泽东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就党的九大准备工作和什么时候召开等问题,在上海作些调查。姚文元很快完成一份调查报告,假借群众名义,提出召开九大之前要先修改党史的要求。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成了主持九大筹备工作的领导机构。196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九大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全会认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已被打倒,夺权的任务已经完成,“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而召开党的九大便成为巩固已取得的成果的一项迫切任务。

  1969年3月9日─27日,九大预备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预备会上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它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

  九大正式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

  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把党的全部历史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即所谓“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肯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对中国社会的形势以及党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斗、批、改”的新任务。报告对战争到来的可能性作了紧迫和夸大的估计,过分强调要准备打仗。

  大会分组讨论了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在讨论过程中,结合实际“斗私批修”,实际上是对参加会议的老同志再一次进行错误的批判,迫使他们检讨。

  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正草案。九大通过的新党章,错误地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总纲;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阐述;砍掉了原党章中党员权利一节,取消了党员的预备期,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等机构。

  大会选举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3人。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过程中,林彪、江青一伙暗中操纵选举,使其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许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却被排除在外。

  九大自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气氛所笼罩。它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更加合法化。实践证明,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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